对于武汉市农业局曝光“问题豇豆”的做法，三亚市农业局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周庆冲认为，按照常规，兄弟单位应该打个招呼，他们可以派技术部门下基层调查，严控源头，但兄弟单位这次的做法“太不够朋友”,不仅没有给三亚市留面子，也没有给农业部留面子。

    周副队长的“朋友”论，反映的是食品安全监管“潜规则”运作的冷酷事实--在他们的价值排序中，部门的“面子”是优先于公众的健康和知情权的。而所谓的“常规做法”,对公众来说，其实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我们很难去区分，“兄弟单位打招呼”的做法，与舆论一直所诟病的“捂盖子”究竟有什么区别。

    对一个长期处于封闭运作的食品监管官僚系统来说，当事故被突然曝光公之于众，行政运作不再是单独的予取予求的主导力量时，行政部门感觉不适甚至慌乱失措，是必然的事情。因此，周副队长的潜台词和诉求再明显不过：问题从来就应该是内部解决、内部消化--行政系统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再次彰显无遗。当然，我并不是说，周副队长不一定就有“捂盖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试图，毕竟，看得出来，周副队长认为内部运作是完全可以解决“问题豇豆”的--比如，他说“派技术部门下基层调查，严控源头”.

    然而，同样的问题，同在三亚市农业局的质监科科长符德珠看来，就近乎“绝望”了。在面对着“为何有毒豆角都出在海南、出在三亚”的追问时，符科长表示，“三亚农产品[15.71 1.09%]检验检测流动服务站人员队伍薄弱，目前仅有5个检测员。目前我们对农产品和农资监测手段还比较落后，比如现在三亚使用的监测车和仪器只能进行快速的检测，只能知道是有农药超标，但具体是什么成分，超标多少，就不晓得了。”

    这明显与周副队长的轻描淡写截然相反。行政体系内部的话语分裂也许很容易使事情富有戏剧性效果，然而，我相信，符科长并不一定有以强调客观困难来推卸监管失责的故意。因为，道理再浅显不过，人员不足、技术手段落后等客观困难，从来就构不成监管部门可以免责的理由。

    因此，如果我们相信三亚农业局质监科官员的真诚的话，那么，这其中传递出来的信息和图景就实在令人震惊了：当舆论还在为食品安全监管这个老问题“喋喋不休”时，作为主要的职能部门，却有着心有余力不足的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并非是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证明了监管体系的形同虚设，而是在事实上从一开始，这个监管体系就已经不过是一个摆设而已。

    这其中的意味深长确实很残忍--无论是人员架构还是技术设备更新，这些都涉及到指标、财政拨款等行政系统内的分配。在这个敏感时刻，三亚农业局的官员对公众强调人员配备不足、技术手段落后，也许更多是想表达对农业部门在整个行政系统内的资源分配、价值排序的不满。确实，与公检法、组织等部门相比，农业局也许是相对的“边缘”,因此，其人员配备、财政投入等，两厢比较，实在难以同日而语。

    因此，可以看到决定系统内资源分配的程度，不是其职能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的程度、不是按照其职能需要投入多少资源或者赋予多少权责，而是它们与核心权力的距离。这样，我们以前听惯了环保部门要求提升行政级别的呼声，并认为理所当然；现在我们也终于见识了这个明摆着是摆设、不可能完成其应有的检测任务的三亚农业局农产品检验检测流动站长期存在的乱象。